女性围绝经期症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作者:钟凯,曾祥华,洪爱军,胡启彩 单位: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来源:护理研究2015年3月第29卷第3期下旬版 编者:
2015-9-23 阅读

    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成为突出问题。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女性卵巢功能逐渐衰退到最后一次月经后1年,这一复杂阶段定义为围绝经期。
    目前国际上公认女性从41岁开始,这个时期内分泌紊乱带来一系列问题[1],严重影响到围绝经期女性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目前的研究多认为围绝经期相关症状,尤其是抑郁的发生与多因素有关,不仅与生活事件的属性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制于个体对事件的认知及应对方式,但关于各因素的效应尚未达成共识[2]。
    本研究对458例围绝经期女性进行围绝经期相关症状、个体心理及社会支持等方面的调查,并对其相关性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于2014年1月—2014年6月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在我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围绝经期女性500例作为调查对象。本研究经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准:年龄41岁~55岁;已出现月经紊乱和/或其他围绝经期相关症状;自愿参加本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精神和/或认知障碍,不能理解并完成问卷调查;伴发其他器官严重病变,严重影响其健康及生活质量者。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流行病学调查问卷 包括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就医态度、对围绝经期相关症状的了解及相关知识的获取途径等。
1.2.2 围绝经期症状评定量表(改良Kupperman) 该量表综合评价围绝经期相关的13项症状,包括潮热、出汗、感觉异常及泌尿系症状等,由轻到重按4级评定,每个症状实际得分为症状轻重程度×该症状固定指数,计算各因子分及累积总分,总分63分,按评分分为轻度(≤21分)、中度(22分~42分)和重度(≥43分)[3]
1.2.3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共90个症状条目,分别反映10个方面的心理症状情况,包含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每个症状条目均采用5级评分制,计算总分、总均分及各症状因子分。该量表主要反映个体最近1周左右的心理感觉[4]。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共10个条目,计算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社会支持总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重测信度为0.92,各条目的一致性为0.89~0.94,适合我国人群使用,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5]。
1.3 资料收集及质量控制 参与本研究的调查员均经过统一培训,确保了解本次研究的目的及施测方法,严格把握入组及剔除标准。自编流行病学调查问卷经妇产科及心理科相关专家审阅,并进行了反复修改补充。改良Kupperman症状评分、SCL-90及SSRS均为相关领域常用的,经验证行之有效的量表。施测时当场发放问卷,统一指导说明后由被试者自行填写,1.5h内收回,调查员现场核实,凡有漏评或需重新评定的,均提醒被试者再考虑后评定。共有458例女性问卷资料齐全。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核对无误后录入Excel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相关分析采用Person相关,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年龄46.94岁±3.99岁,41岁~45岁191例,46岁~50岁172例,51岁~55岁95例。改良Kupperman得分为12.53分±9.27分,轻度围绝经期症状400例(87.3%),中重度围绝经期症状58例(12.7%)。见表1。

 


2.2 影响围绝经期女性改良Kupperman症状评分的多元回归分析 采用α入=0.05,α出=0.10的标准筛选出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对支持利用度、就医态度、偏执、年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客观支持、围绝经知识了解、获取途径、躯体化、主观支持、职业、敌对、经济收入、强迫症状、恐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精神病性、焦虑及其他共22个自变量,以围绝经期女性改良Kupperman评分总分为应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的F 值=28.670,P=0.000,说明逐步拟合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最终引入10个自变量,回归方程模型评价,复相关系数R=0.625,决定系数(R2)=0.391,说明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应变量能被引入的自变量解释占39.1%,其中躯体化对于Kupperman评分的影响最大(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47)。见表2

 


2.3 围绝经期女性改良Kupperman总分与SCL-90各因子相关分析 将改良Kupperman评分总分与SSRS总分及其维度进行Person相关分析,发现改良Kupperman评分与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及客观支持呈负相关,见表3。将改良Kupperman症状评分总分与SCL-90各因子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因子与改良Kupperman总分呈正相关,见表4。

 

 


 

 

3 讨论
3.1 女性围绝经期症状的发生情况 本研究以改良Kupperman得分≥22分为界,发现深圳地区中重度围绝经期症状的发生率为12.7%,明显低于张剑萍等[6]
调查的西安高校女教师的34.4%(改良Kupperman得分≥16分);与程颖莲等[7]调查的深圳市福田区社区女性的15.3%类似(改良Kupperman得分≥15分)。这可能与流调的抽样方法、评定量表的划分标准、目标人群的年龄构成、社会经济及人文背景等差异有关。中重度围绝经期症状的女性改良Kupperman评分表各因子得分均高于轻度围绝经期症状的女性,说明一旦进展为中重度围绝经期症状,对女性健康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同时也说明了早期干预的重要性。围绝经期是女性经历的特殊阶段,此期体内激素水平波动,内分泌功能紊乱,容易出现潮热出汗、心血管舒缩及泌尿生殖道不适等围绝经期症状,影响了女性的身心健康。多数女性症状相对较轻,通过饮食管理、自我调节及适当的护理干预,多能平安度过围绝经期。此时,若未及时发现而使其进展为中重度围绝经期症状,则各身心改变相互影响,必将带来更严重的危害,同时也增加了对此部分女性的护理干预难度。Anderson等[8]的研究也发现,围绝经期症状严重的女性其社会功能才受影响。因此,对该部分女性的甄别及对中重度围绝经期症状相关因素的判断显得尤为重要。
3.2 女性围绝经期症状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主观支持、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精神病性及其他(主要反映睡眠情况)与围绝经期症状(改良Kupperman总分)相关。这一结果支持了围绝经期症状的发生与个体经历、心理状态、认知行为及家庭社会支持系统等多因素相关的观点[9]。其中,职业、主观支持与围绝经期症状呈负相关,余因素与围绝经期症状呈正相关,且躯体化改变对围绝经期症状的严重程度影响最大,其次为强迫症状、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及主观支持等个体心理改变。李燕等[10]调查发现,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8.04%,46岁~50岁年龄组的发_生率最高为12.35%。丛晓银等[11]研究发现,围绝经期是抑郁、强迫症状及睡眠障碍等情绪障碍的高发阶段,经相关性分析也发现,情绪障碍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是影响围绝经期女性社会功能的危险因素。围绝经期女性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水平波动或下降,加之此时多处于家庭、事业的多重压力下,非常容易出现情绪障碍等心理问题。因此,对围绝经期女性的心理干预应引起足够重视。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主观支持对围绝经期症状有保护作用,这也为护理干预的实施提供了正面依据。主观支持主要指个体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我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和家庭结构有利于成员间感情交流,具有良好的社会支持,尤其是主观支持作用,在未来的围绝经期女性健康干预中,家庭治疗及社会支持治疗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本研究结果显示,SCL-90各心理因子改变与围绝经期症状评分呈正相关,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及客观支持与围绝经期症状评分呈负相关。表明围绝经期症状的发生中,各生活事件、心理改变及社会支持间不但有直接影响,也存在交互作用。
  综上所述,中重度围绝经期症状对女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早期干预。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人际关系敏感及精神病性等个体心理异常是中重度围绝经期症状的危险因素,有效的主观支持是其保护因素。因此,对于中重度围绝经期症状的女性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倡自我心理保健,转变错误的认知和观念,疏泄负性情绪,增强心理应激能力。此外,还应注意发挥家庭成员的支持作用,以期有效减轻和缓解围绝经期症状,改善围绝经期及绝经后期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Bromberger JT,Laura L.Longitudinal change in reproductive hormon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cross the menopausal transition:Results from the study of women’s health across the nation(SWAN)[J].Matthews Arch Gen Psychiatry,2010,67:598-607.
[2] Wang HL,Booth-Laforce C,Tang SM,et al.Depressive symptoms in Taiwanese women during the peri-and post-menopause years:Associations with demographic,health,and psychosocial characteristics[J].Maturitas,2013,75(4):355-360.
[3] 吕文佩,郑淑蓉,杨欣,等.激素替代治疗对围绝经期症状的治疗作用[J].中华妇产科杂志,1997,32(10):563.
[4]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增刊):31-34;378-381.
[5] 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病医学杂志,1994,4(2):98-100.
[6] 张剑萍,李芬,盛秋,等.西安市高校女教师围绝经期综合征患病状况调查[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8,28(3):286-288.
[7] 程颖莲,莫端豪,练坚贞,等.社区妇女围绝经期综合征流行病学调查[J].中国妇幼保健,2007,22(15):2110-2112.
[8] Anderson E,Hamburger S,Liu JH,et al.Characteristics of men-menopausal women seeking assistance[J].Am J Obstet Gyneco,1987,156(2):428-433.
[9] Pettee KK,Kristi L.A lifestyle approach for primary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in perimenopausal to early postmenopausal women[J].Ainsw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Lifestyle Medicine,2008,2:421-431.
[10] 李燕,刘建安,李林芬,等.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3(6):814-816.
[11] 丛晓银,贺丹军,杨宁波,等.围绝经期妇女情绪障碍对其社会功能的影响[J].实用老年医学,2011,25(3):22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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